大将军向南衙的金吾卫引驾仗出示墨敕，引驾仗官员和监门的官员一起验看墨敕并上报皇帝，由皇帝再下一道墨敕予以确认真伪，然后才能通行。 至于墨敕是否加盖玺印，可以从皇太子的墨令中得到旁证。《旧唐书》卷89《姚寿传附姚珽传》载，中宗年间，姚珽曾上书进谏节愍太子，内中提到：“臣闻银牖铜楼，宫闱严秘，门閤来往，皆有簿历。殿下时有所须，唯门司宣令，或恐奸伪之辈，因此妄为增减，脱有文状舛错，事理便即差违。且近日吕昇之便乃代署宣敕，伏赖殿下睿敏，当即觉其奸伪，自余臣下庸浅，岂能深辨真虚？望墨令及覆事行下，并用内印印画署之后，冀得免有诈假，乃是长久规模。”为了确保墨令的真实性，姚珽建议要加盖“内印”，但建议还没来得及施行，节愍太子就死于叛乱中。而从北军飞骑仗上南衙过程中需要勘验墨敕的情况来看，很可能墨敕不盖玺印。 由此可见，唐代对进出宫殿诸门有严格的制度：官员事先造册、登记在门籍，进出时除了携带与各自官品相合的“符”外，还必须有皇帝的墨敕，即使太子也不例外。经过监门官和引仗官(夜间还有城门郎)的核对，上报皇帝，皇帝再发下墨敕确认后才能通行。
二 墨诏、墨敕与唐代的政务运行
(一)皇帝自主决断政务 有些墨诏、墨敕是皇帝用来与高僧的私谊往来。唐代不少皇帝都信奉佛教，因此和僧人的关系密切，墨诏、墨敕往往成为高僧游历天下的通行证。武则天曾召高僧洪昉入禁中供养，洪昉离开时，她赐墨敕：“昉所行之处，修造功德，无得遏止。”(21) 肃宗曾赐大光和尚墨诏，“许天下名寺，意往者住持”，(22) 李绅给大光写碑铭时干脆就将名字题作《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》。(23) 灵坦是神会弟子，大历五年(770)，他礼觐惟忠和尚，后欲出关，经惟忠奏请，代宗“敕赐号曰大悲，兼赍墨敕”。(24) 僧人有缘从小就得到宣宗的青睐，“后身披布褐，手执墨敕，海内游行”。(25) 有些墨诏、墨敕是皇帝发给个别人执行的，不需要宣示朝廷。唐太宗为得到《兰亭序》，派萧翼设法和辩才和尚接近并取得信任，萧翼设计得到《兰亭序》后立即赴永安驿： 告驿长陵愬曰：“我是御史，奉敕来此。今有墨敕，可报汝都督知。”都督齐善行闻之，驰来拜谒。萧翼因宣示敕旨，具告所由。善行走使人召辩才……萧翼报云，奉敕来取《兰亭》，《兰亭》今已得矣，故唤师来。(26) 萧翼身上带着太宗发给的墨敕，从都督齐善行的举动来看，他事先没有接到朝廷的任何指示，显然墨敕没有通过三省程序颁下。尽管如此，齐善行“驰来拜谒”并配合萧翼完成了任务，而萧翼口口声声“奉敕”，则在朝廷官员眼中，墨敕也是敕书，效力是一样的。 武则天时期，曾“分走使者，赐墨诏，慰安流人，实命杀之”，(27) 这实际带有密旨的意味。开元时，张敬忠上奏： 伏奉闰十二月十一日墨敕，蜀州青城先有常道观，其观所置，元在青城山中，闻有飞赴寺僧夺以为寺，州既在卿节度，检校勿令相侵，观还道家，寺依山外旧所，使道佛两所各有区分者。臣差判官宣义郎彭州司仓参军杨往青城山准敕处置，其飞赴寺佛事及僧徒等，以今月九日并移于山外旧所安置讫。又得常道观三纲甘道荣等状称，奉敕移飞赴寺依山外旧所，观还道家，今蒙使司对州县官及僧等准敕勒还观讫，更无相侵者……谨附采药使内品官毛怀景奏状以闻。(28) 分析这份上奏可知，玄宗先给了张敬忠一道墨敕，要他处理青城山的寺观争端；张敬忠派人“准敕处置”后再把处理结果报告给玄宗，中间的联络人是内品官毛怀景，也没有通过三省的程式化途径。 还有些墨诏、墨敕是用于对臣下的慰劳、恩赐。这种情况可以在臣下的谢表得见，如李峤《谢腊日赐腊脂口脂表》云：“臣某等言：品官刘阿道至，奉墨敕，赐臣等腊脂、口脂等物。”郑《谢赐神刀食金等状》云：“右。今日中使某至，奉某月日墨诏，赐臣前件神刀，及食金五挺，并合子锁等。”崔沔《代河南裴尹谢墨敕赐衣物表》云：“臣某言：今月日，进瓷器官某郎行河南尹巩县主簿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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